【社科专访】贺东航：提炼现代国家构建之中国路径的学理表达

“现代国家理论”是近年来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学领域提出的、具有重大现实与理论意义的课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贺东航在其新近出版的专著《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国路径》中对这一学术前沿问题做了理论上的推进。该著作以地方性案例入手，总结并提炼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经验模式，进而达到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宏观理论表达。4月15日，贺东航做客由山西大学组织的“邓初民讲堂”第9讲、山西大学120周年校庆系列学术讲座“乡村振兴与国家治理”前沿系列讲座第二讲，围绕“现代国家成长的中国路径”这一主题发表学术报告。报告结束后，贺东航教授就其近期关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经验与现代国家理论创新的新思考，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

研究现代国家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网：研究现代国家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是什么？

贺东航：现代国家（modern state）是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单位。现代国家的构建是一个不断寻求国家与政党、社会、市场关系合理化的持续性历史进程。这种持续性不仅体现在单个民族的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而且体现在存在诸多民族的国家演进共时性和历时性上。因此，国家构建可以作为检视各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视角和基点，其意义在于：

第一，现代国家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分析单位之一。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现代国家的构建不仅仅是政治权力的分配或制度框架的设置，也是以这个辖域内特有的历史、文化和人民作为背景，在历史与现实、国家与政党、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多元关系的复线互动中构建出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的现代国家形态。这使得现代国家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政治学这一单一学科的知识体系，而是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领域。简言之，现代国家构 建的研究不但直接影响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而且影响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第二，现代国家是政治学学科的一种重要分析路径。在演进过程中，政治学的研究议题、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有着若干范式转换的关键节点。例如，新制度主义与回归国家学派相关理论的提出。这些理论反思自行为主义革命以来过分关注社会而有意无意地忽视对国家的考察这一研究取向，重新将“国家”及其中观的“制度”层面作为研究的焦点。“现代国家的构建”这一议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与此相关的问题包括国家自主性、政党建设、官僚科层制成长、国家能力建设以及公共财政等，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国家构建的内涵和外延。因此，对现代国家构建的研究伴随着整个政治学学科的演进过程。

第三，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的讨论存在有一个很大误区，就是有大量的中层理论。比如说国家能力，或者出现“政治学公共管理化”的倾向，用治理研究代替国家理论的研究，大量的具体性的政策研究却缺少对现代国家理论的整合和比较。

第四，在现实层面，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把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未来要面对的时代重大课题，引发学界热议，但鲜有涉及到现代国家，而事实上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视角和一个基点就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现代国家是现代化的核心体现。

展现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的复线性与本土性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在《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国路径》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现代国家理论的分析框架，即将中国的现代国家成长视为复线性的本土性国家构建过程。可否请您解释一下，“复线性”和“本土性”在您研究中的核心要义？

贺东航：复线性和本土性确实是本书重要的概念，也是现代国家中国路径的重要特征之一。

所谓“复线性”是相对于线性观和“历史目的论”而言。众所周知，在长期以来，政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由于受到线性思维观的影响，学者们曾把西式自由民主政体设置为单一发展目标，并视“民主化”为政治发展的唯一主题，以至于把相当数量的国家列在“转型为民主国家”的清单上。而在对中国政治发展与现代国家构建的议题上，也有不少学者以线性发展的思维模式来套用和理解。历史目的论（teleology）是将西欧历史中已经形成的导向现代国家的历史机制（如民主化、共同领域等的建立）作为人类走向现代国家的普适性发展道路，以这些机制的特征去衡量中国政治历史。本书将在对线性发展史观和“历史目的论”的反思基础上，探讨如何通过“复线”视角，即对多种历史发展线索和多种力量的考察，探讨政治发展的复线性特征，同时结合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验证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复合路径。

首先，现代国家理论基本上是以早期西方现代国家构建作为经验基础的，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社会语境，英语世界的国家构建研究若干理论流派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国家理论构建。然而，中国国家构建的使命、路径和内涵与之很不相同。古代中国具有“早熟”的现代国家形态，“早熟”的中央集权制造成庞大的官僚体系。不同于许多现代国家的诞生逻辑，20世纪初的中国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最终走上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体制，并开创了新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其次，本土性让我们更多地思考现代国家的构成另一些要素，如疆域、族群和主权，让我们关注到中国与其他现代国家趋异的方面，考察“现代性”的各项要素是如何在中国移植、发育和成长，使我们理解和认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路径的差异性独特性；更有自信地把握阐释现代中国的历史正当性、统治能力及其生命。

再次，“本土性”的提出也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所面临的内外部互动的学术和文化压力的需求。总之，要探讨这些学理性问题，是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在书中提出，官僚机构、国家能力、合法性基础和民间社会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四个要素。请您介绍一下，四者的关联及其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所扮演的角色。

贺东航：第一，发达的国家官僚机构和训练有素的职业官员队伍是中国国家构建的组织要素。韦伯曾经对科层组织的官僚机构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以专业化、等级制、规范化、非人格化与技术化为特征的科层制组织能够确保组织运行的严密性、稳定性和理性化，而其中官僚集权的行政组织是科层制组织中的典型，是最为理想的组织形态。有外国学者称，传统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为官僚制帝国，中国在这一历史时期建立了严密的官员选拔、流动、考核机制，由此形成的庞大的官僚队伍成为沟通中央皇权与社会之间的重要社会结构。1901年中国启动现代国家建设，曾经服从于皇权统治并在社会转型中倒塌的官僚体制需要进行重新构建。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市场发育、社会分工深化和国家权力的渗透，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科层官僚机构重建变得日益重要，它不仅能够确保政治决策的快速有效执行，而且能够运用法制化、规范化的权力确保中国社会的秩序，满足中国现代社会的需求。

第二，国家能力是中国国家构建的重要因素。国家构建的过程是一个公共权力不断渗透、国家与社会的资源交换以及相互联系日益频繁和紧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目标、意志和方案转化为现实的实践能力，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能力：其一，政权的汲取能力。国家需要从社会中汲取资源，特别是税收，以此从物质上确保国家职能的实现、国家机构的运转和国家意志的贯彻；其二，国家强制性能力。这涉及司法、执法和监狱等系统。在战争时期，它们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保障。在非战争时期，它们起着对内维持社会秩序、对外进行防卫和威慑的作用；其三，政府执行力。建立在稳定秩序下的中国现代国家需要通过公共政策实现政府管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而强有力的政策执行能力能够确保政府职能的发挥和政府意志的实现。政府执行力可以从日常事务的执行能力和重大政策的执行能力两个层面进行观察。

第三，合法性是中国国家构建的价值因素。合法性必须建立在一个共同认可的基础上。马克斯·韦伯认为，合法性有三种：传统型、法理型和个人魅力型，历史上的合法性形式都是这三种类型不同程度的混合。在现代国家，合法性则依赖于政治权力的有效性。这也是中国近代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包括政府能否有效地对国家事务进行治理，同时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内在意识和情感支持。这就是中国国家构建的合法性基础。换言之，中国现代国家统治的稳定性、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以及社会的良性整合都必须建立在民众对政策、政府、政权的认可和支持的基础上。这既需要意识形态的宣传，以加强民众对政权的认可、对民族的关爱，又需要符合民众对现代国家政府角色的期待。合法性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教化层面，还需要深入政府的实践作为之中。在中国，国家的合法性建设与党的合法性建设是高度同质的。因此，实现合法性需要以民为本，并辅之以党的意识形态、领袖魅力和经济绩效等来源的国家政权合法性建设。

第四，民间社会是国家构建的社会要素。民间社会是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权与政府组织，具有独立性、自主性的民间力量。市场经济是它形成的基础。当市场经济逐步解构并最终战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确立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时，公民社会也随之得以发展、壮大，逐步摆脱政治国家的宰制获得自己的活动领地，并最终强大到可以制衡政治国家的地步。重要的是，源自市场经济公平交易的契约性关系会衍生出民间社会内在的契约性关系和公共精神，这种内在约束每个社会成员行为选择的公共精神和理性规则能够进一步促进民间社会的完善。无论是公共组织还是公共精神，民间社会的发育无疑是形塑现代国家的重要组成要素。

综上，官僚机构、国家能力、合法性基础和民间社会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四个要素。

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逻辑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中国现代国家成长中，其自身的传统和资源是不是成为一种内在动力和逻辑的来源？

贺东航：如果从谱系理论来分析，就如李怀印所认为的那样，“当前的中国国家制度是由四个层次叠加而形成，最表层，即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岁月中治国理政直接形塑的结果，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的一些特征，以及处理与国家、社会、市场关系的行为模式，包括群众路线、党内监督、党建、党领导军队、以人民为中心等。即我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势能”。这是第一层次。第二个层次，它是一个现代主权国家，这是19世纪后期以来从疆域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逐步转型的结果，在追求主权完整的这一过程，民主政治反复中断，而“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也一直有一种示范效应。第三个层次，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其族群和疆域构成而言，是56个民族共享的共同体。它的最底层是经过数千年演进所形成的一个华夏民族为主体的“原初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的研究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提炼为“以政党为中心”的模式，“党导国”的制度运行机制。在这一中国特色制度结构中，政党在现代国家建设中是如何发挥“中心”的机制作用？

贺东航：现代国家构建的五个构件中，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构件就是核心能动者。在欧洲现代国家构建中，国家构建的核心能动者是君主，君主们逐渐把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君主论”正好适应了这一时期君主权力集中的需求。在20世纪后发国家的现代国家构建中，核心能动者表现为政党的开启。

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政党一直是主要承担者。早在20世纪初中国现代国家发轫时，孙中山就提出“以党建国、以党训国、以党治国”的构想，希望通过政党进行现代国家建设。在诸多政党竞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逐渐成为力量较大的政党。国民党开始“以党治国”的尝试，但未能实现国家政权的有效下沉与权力的有效集中，无法改造各种社会势力（地主、军阀、财阀），没有及时汲取国家建设资源。同时，国民党“重军事，轻组织”，根本无法弥合派系冲突，遂沦为“弱势独裁党”，无法引领中国国家建设。相反，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功成为核心能动者，原因在于其与社会基层建立紧密联系，强化自身组织建设，如以党支部为基础单元，建立层级严密、分工有序的组织体系。

亨廷顿认为，在那些多处于后发的国家在进行现代化过程中，往往会存在着的权力和权威的真空，只有政治组织才足以永久地填补这一真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既要进行国家的现代化，又要不断清除内部纷争以及抵御外来侵略，这就要求核心能动者必须具备高度的政治动员力和政治势能，以强化政治统治。

从结构性分析，中国共产党具有这种特质，有严密的组织和高度的内聚力。党中央的决策能够有效地贯彻和落实，宣传及训练工作非常有成效，其在乡村的基层力量强大，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群众基础和组织保障。

中国并非在现代国家诞生后才确立政党，而是由“政党创设国家”，即政党领导与培育现代国家的成长。中国共产党为核心能动者一直在形塑半个多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路径和走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历程中，无论是国家政权的重建与官僚体系的建设、精英的吸收与转换，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管理制度的建设，都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高位推动、政治势能和领导力系等机制实现“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最本质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在此前的研究中曾提出“高位推动”“政治势能”“领导力系”等核心概念，此次出版的著作中进一步提出“党导国”的制度运行机制。那么，这些理论之间有着怎样的系统关联性？

贺东航：讨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党导国”体制的形成，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政党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主导力量？第二，“党导国”式的国家构建，其核心特征是什么？

“高位推动”是我在2011年与南京大学孔繁斌教授一起提出的，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主是发现中国重大公共政策需要成立“党的领导小组”的议题，我称之为“高位推动”，即“党是最高”的意思。“政治势能”对“高位推动”的学理化表达，并发现成立“党的领导小组”延伸为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全过程的特征。

“领导力系”是根据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核心特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而提出的学理性表述。无论是国家政权的重建与官僚体系的建设、精英的吸收与转换，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管理制度的建设，都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高位推动的治国理政特征，并将党的领导覆盖各层次、各领域和各环节，那么这需要有一个体系性制度组织，它也是党对国家领导的制度基础——“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我称之为，“领导力系”。“高位推动”—“政治势能”—“领导力系”构成了“党导国”的制度运行机制，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逻辑的鲜明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中国现代国家成长之路完成了吗？

贺东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还不是完成时，仍然是现在进行时，中国现代国家的叙事仍并没有讲完，它是一个开放性终端的历史过程，值得我们去探讨。

现代国家构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在该书中开展的研究，为何会选择以东南沿海的地方性案例入手？基于地方性的中微观研究，达到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宏观理论提炼。在您看来，二者在您的研究之中具有怎样的逻辑联系？

贺东航：当前，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呈两极分化的局面，一方面是研究宏观的政策与制度，另一方面是研究农村、工厂、居委会、学校等低层次的微观单位。然而，这两个层次的研究都面临一定的困境。在微观领域，从20世纪90年代起，关注农村的地方性知识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一些政治学者在这一领域开辟研究阵地。但是，在农村发生的一些现象并非政治学者所擅长的研究对象。为了更好地解释和分析乡村社会，政治学者不得不援借人类学、社会学和地方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资源。而就农村研究领域而言，政治学本体的学术原理，如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党政治、政治体系、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没有派上用场。同时，由于乡村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历来擅长“正式制度”研究的政治学者难以发挥优势，也难有施展空间。此外，长期的宏观研究过多侧重于理论的演绎，且受西方话语的影响，大多侧重于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的现象,并没有中国研究的自身话语。

正是基于此，本书提出政治学研究的中观层次——地方国家研究视角，在研究视野上真正扩展县级研究的领域，虽仍以县作为研究对象，但更重视地方性研究，将地方史研究纳入研究的范围，从而实现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结合；在研究方法上，运用国家构建理论，将县视为地方国家，从而实现对县域进行国家能力研究、地方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地方国家的合法性研究。换言之，本书力图在县域研究中挖掘国家的因素，这超出了基于传统县域政治的研究视野，也会尝试将宏观与微观研究进行整合，而且本书找到了以东南沿海的地方性案例——晋江这一个县级市，她的百年历史可以生动地反映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缘起、过程、成就与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的研究多采用历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历史政治学的理论方法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可否介绍一下您多年来运用该理论方法研究中国现代制度经验的心得？

贺东航：对于政治学来说，历史学者将历史视为构建理论的证据素材，或者是挑选历史资料证明某些理论概念。历史学视角中的工作被认为是只负责历史经验事实的考证、审核，他们的工作是在经验层面。而政治学可以有能力将这些事实“上升”成为如现代性这样的理论概念。

历史政治学的出现，可以让历史学与政治学找到“共同成长”的空间。如果没有历史学，那么政治学者在研究中，会感受到面对历史学在史料和经验准确上对自己的挑战。因此，历史政治学的出现，可以弥合两种情况，一方面让历史学者思考“历史解释”的可能性，反思政治组织背后的理论前见与历史解释的关系。而“历史转向”的政治学者可以关注历史文化系统在政治行为底色过程中的基础性力量。

政治学和历史学，看似两种分属不同学科，却在“历史解释”问题上产生交汇。历史政治学的出现，可以对中国历史中的事件、制度如何发生、为什么发生？进行更有力的解释，实现了将材料生成为更高层次的理论解释，并作为公开讨论的现实话题——如当代中国崛起和“党领导国家制度体系”，避免以“历史学—政治学”的方式划定历史学和政治学的界限。

目前，现代国家构建理论主要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作为研究对象，而西方经验研究的成熟和系统，很容易使现代国家构建标准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并造成比较结论的简单化。总的来说，在研究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重大课题中，需要我们准确地使用政治学的国家概念，从领土、人口、政府与主权四个基本元素入手来把握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而且聚焦中国国家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通过何种路径而形成，构建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框架与鲜明的理论品质，这都需要来自中国经验的理论表达，需要有中国话语和理论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张清俐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