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说写一群知青的传奇遭遇。以他们懵懂下乡支边起,以其中一人邂逅无名老者,钻研棋艺,搏弈较技为高潮。在彼时伤痕、反思文学的狂潮中,《棋王》独树一帜,海内外流传,成为人人争相一读的作品。阿城的文字功夫,更是让一辈作者读者大开眼界。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盛誉,阿城却似乎无动于衷。与此同时,阿城跻身电影界,先后与谢晋、陈凯歌、张艺谋等合作往还。80年代后期远走国外后,他更是不少侯孝贤电影咨询的对象。久而久之,阿城的盛名成了传奇。但从文学界的角度来看,阿城却予人闲散的印象。阿城生而有幸,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不幸的是,阿城的出身有欠纯正。他的父亲钟惦业是著名影人,因为执著一己艺术信念,早在50年代的运动中,即已中箭下马。如阿城自谓,在他成长的年月里,早已体会因身份有别,前途殊异的道理。“上山下乡”的口号展开,他早早打好行李,准备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先去雁北,再到内蒙,最后落户云南,一待就是十年。后来,各地知青摩拳擦掌,纷纷争取深造的机会,而阿城无动于衷。原因无他,家庭背景有以致之。然而十几年辗转南北,深入村野的经验,早已教给阿城太多学校以外的知识。他逆来顺受,与其说是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政治因素,长怀自知之明,更不如说民间的一切让他了解到,生命驳杂的层面,有待更多的担待与包容。他的“三王”作品写知青下乡,没有公子落难式的酸气,也不刻意夸张青春无悔式的天真。他冷眼旁观,却又事事用心,这一姿态,似远实近,是阿城写作的一大特色。更重要的是,阿城作品对世态人生的扫描,展现前所鲜见的社会众生相,《棋王》中的拾荒老者,真人不露相,竟然深怀绝技。《树王》中的萧疙瘩,舍身护树,令人肃然起敬。《孩子王》中的山村男女,一颦一笑,如此质朴无文,而他们对知识的好奇,开启了绝境中的一线生机。礼失求诸野,阿城向往一种市井甚或山野文化,以作为对正统的批判,甚或对正统的救赎。阿城笔下的系列人物,寒碜丑怪,但正是在这些畸人丑人里,阿城参看乱世中的生存智慧,颇有所得。难怪“三王”小说一出,众家读者如获至宝,或曰中华棋道,毕竟不颓;或曰禅道香火,劫后重生,好不热闹。如果“三王”小说仍执着“礼失求诸野”的乌托邦怀想,《遍地风流》所要标记的,应是“礼不下庶人”。庶人所充斥的世俗社会,熙来攘往,啼笑之外,更多的是不登大雅的苟且与平庸。然而阿城看出其中自有一股生命力。往好了说,这生命力是一股顽强的元气,总已蠢蠢欲动,饮食男女,莫不始于此。但另一方面,这生命力也是一种坚韧的习气,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且战且走的日常生活策略。阿城游走其间,未必完全说得清他的意向。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市井的匹夫匹妇也许充实了世俗的声光色相,但观察世俗并且指认其中的境界者,总少不了艺术工作者——或更广义的“生活家”——的慧眼与中介。追根究底,你我其实都不能脱俗,都在阿城的世界里,你唱罢来我登场。但这样的热闹,是元气,还是习气?话说回来,世与俗,甚至欺世与媚俗,有总比没有好。阿城小说的文字平淡隽永,即使偶见机锋,也是点到为止,决不强作解人。“三王”小说中最动人的片段往往在于描写最委琐的生命时刻。像《棋王》中写王一生的吃相,早为读者津津乐道;《孩子王》中的教学场景,娓娓述来,自是活生生的启蒙新解。同样的乱世浮生,阿城与多数作家不同,总能别有所见,这些现象或是灵光乍现,或是荒谬突兀、或仅仅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生活即景,一经点染,立刻生动起来。这样的写作知易行难,其实是需要功夫的,它牵涉了一种睹物观情的位置,一种与人间世对话的方法。已故的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曾提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两大特征:抒情化及史诗化。他所谓的“史诗”强调文学的历史功能,作家参与社会的必要,以及文学与革命实践的结合。一言以蔽之,化小我为大我。五四以后的文学发展,以“史诗”化为大宗,革命与启蒙之声不绝于耳。四十年代以后的大陆文学,尤其将此命题,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运作之下:“任何太有人味的关联——食欲、感觉、内欲、想像、恐惧、激情、色欲、自我的兴趣等——都被压抑或清除殆尽:所有人性的因素都被以暴力方式升华成超人,甚至非人的境地。”阿城成长于这样的文化氛围,却兀自琢磨出极不同的风格。阿城的作品有“野气”。这不仅与他前半生的经历有关,也与他有意贯彻“礼不下庶人”的想法有关。由此形成的张力最为独特。相对前此作家悲天悯人的包袱,他更趋向天地不仁,各自好了的视野。相比点数“风流人物”的史实气韵,阿城则将“风流”下放民间:是食量惊人的牧童,找不着老婆可以,却绝舍不得离开母牛的风流(《大胃》);是干校掏粪的学员,加工细制,把粪掏得“轻轻软软”、“像肉松”、大风起兮“粪都在天上”的风流(《大风》);是60年代故宫后山上遗下的各色保险套,“第二天就有孩子惊喜捡起,用嘴吹成透明长气球举在手上跑来跑去跑出公园回家到处炫耀”的风流(《故宫散韵》)。而阿城抒情的极致处,不只在于容纳世俗欲望的千奇百怪,也更及于生命最凶险无情的时刻。在《遍地风流》里,阿城直视他的素材。《大门》里的那些小将,肆意破坏一座古庙,好不得意;一年后“重回旧地,赫然发现一座庙门矗立在平野上,什么都没有了,连一块瓦一根木丝都不见了,只剩下这门,这个贴了封条的门”。黄河边上的小村,莽莽天地间,惟有一门矗立。这门开向文明的一晌繁华,还是文明的骤然劫毁?这真是令人无言以对的时刻,阿城写来俨然写来无动于衷。传统抒情文学讲究温柔敦厚、情景交融。阿城却似乎要说在那些混沌岁月里,那里容得下这样的闲情逸致?惟有出入粗鄙的丑陋的角色,而且仍能参得其“情”,才是真正的情景交融。阿城的小说读来如行云流水,仿佛不着一力,细看则颇有讲究。修辞遣字,是得实实在在造就出来的。他对世俗文类如戏曲、小说的重视,对常情常理的刻画,已经可见尺度所在。他又最忌小说有“腔”,不论是寻根腔或伤痕腔都“引人发怵”。他在《威尼斯日记》中写道:“好文章不必好句子连着好句子一路下去,要有傻句子笨句子似乎不通的句子,之后而来的好句子才似乎不费力气就好得不得了。人世亦如此,无时无刻不聪明会叫人厌烦。”作文章与做人,对阿城而言,都要懂得大巧若拙的道理。这里的“巧”不意为机巧,而更近于技能。他的自况身世,颇有“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的感慨。生活的历练,使他必须经营所能,趋吉避凶。文章故为千古之事,但到底是种技艺,有它实在的因缘。我们今天对技术的认知,多与其立竿见影的工具性衔接;有用之谓也。技术的希腊字源,不仅指器械手艺,也更指经由人为媒介,由“无”中生“有”的过程——正因为慧心巧手使然,无从捉摸的天机得以为人所形构驾驭。 中国革命的历程,尽管有其自觉自发的动机,终于建构成“无以名状的政治机器”,在这一机器里,人人都成为“螺丝钉”,相互衔合,绝不松懈。不论代价如何,“人定胜天”的目标说明一切,但问题在于就算人胜过天,人又将如之何?当由主体性的向往堕落成主体性的规格化,非人化,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现代化的“技术”出了差错。阿城一辈作者在那十年之后,踩着政治机器的碎片,经营一种文字手工业,因此别有意义。我认为在阿城的语境里,专业性说白了就是“做什么得像什么”。技与艺是分不开的。这一定义的技艺也许没有立竿见影的工具性,却在制定了人为,“人”与“为”的自主关系。在《遍地风流》中,我们可看到阿城对技艺的好奇与敬重。他明白其中有一套庞大驳杂的知识体系,与正统格格不入。他写抻面条师傅如何的不忘旧恩(《抻面》);跑江湖的老来如何说明“江湖”的要义(《江湖》);做豆腐的如何靠着豆腐手艺与民国史共相始末(《豆腐》);修补鞋的如何历经革命后仍然技痒难耐(《补鞋》)......对阿城而言,这些技艺妙手偶得,适足说明人间生活形式的自觉追求。雕虫小技,却使得生命在粗糙中得细致,无明中见光彩。也正因其没有实际的有效性,这类技艺为大叙述所忽视。记录这些技艺的得与失,阿城很愿意看作是小说家的本份吧。再读阿城的作品,不禁使我们惊觉,好的文艺构想、创造,并不与时并进,日新又新。文明高潮的转折,世俗智慧的隐现,也都不是如此。也许对阿城而言,小说之为技艺,正有其该撒手就得撒手的时候吧?我不禁又想起了当年他成名作的《棋王》。身怀奇技的棋王不必总以绝招行走天下。凭着拾荒者的身份,他人弃我捡,眼光八方。他的绝技藏而不用,可能就此失传,但也可能一俟机会到了,才得传给有缘之人。阿城的文章,写世俗,却能透入人的骨髓,真的把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写的明明白白,不拽文,不造作,让人一看就感觉“是这么回事”,细想有能咂摸出更多的味道。难怪有人说,阿城是“看菜单比看荷马史诗津津有味”的生活家,40年代的人,知识构成像是互联网的新生代,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写作、电影、音乐、收藏、绘画、掌故、工艺、美食……阿城什么都能说,什么都敢写。阿城的美学倾向、独特的写作视角乃至个人的丰富经历,都使他不能被简单的归类。他可以如陈丹青所说是“天下第一聊天高手”,“作家中的作家”;也可以被称为“中国电影界的扫地神僧”;还可以称为王朔唯一追的“星”。但在诸多身份中,他觉得自己是一位鉴赏家,鉴赏文字、光影、声音还有生活与人。阿城身上那些趣事,再复万言,亦难穷尽。但,要了解阿城,只看他闲谈时的寥寥数语,或者听他的传奇经历,终究是隔靴搔痒。还需要回到他的作品。为此,诚意推荐《阿城文集》(七卷本),深入了解其人、其书。这套《阿城文集》是他本人选编校订,首次集结出版。其中许多篇目为阿城独家提供,从未见于国内报刊或网络。而且,我们有幸获得阿城少量签名版,据说阿城以后再不给任何书签名了。感兴趣的书友,可识码收藏。风物人心皆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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